这种网红路牌并不是由官方设立的，更多的是商家用来吸引年轻人拍照打卡的引流利器。

　　网红路牌的设立，原本是为城市增添些许浪漫的气息，但接二连三的模仿和复制就使其成为了浪漫的枷锁。

　　进而一身反骨的当代年轻人们，展开了对这种路牌的更狂恶搞，以此来表达自己要把网红路牌“撅断”的心情。

　　就像曾经鸡汤文学与如今毒鸡汤的对立，当某种流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自然出现一种反其道而行的模式与其对立、将其消解。

　　整天口嗨着想当网红，但一提起和网红相关的事情，又露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和网红沾边的事物都很low。

　　不只是国内，在日本，有关调查机构以采访了4000名16－60岁的人关于“重生后想尝试的、憧憬的职业”。

　　结果显示，16岁-25岁的“Z世代”年轻人，最想尝试的职业是YouTuber，占比高达21.9%；其次是艺人、模特，占比达18.9%。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种“既想当网红，又瞧不起网红”的心理现象，可以解释为一种文化认同的困境。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往往是由经济地位、职业、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因素决定的。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红文化崛起，人们在网络上受关注的程度，成为了一种新型的认同符号。

　　一旦某种现象成为潮流，从众和跟风的心理，就会让更多人不假思索地肯定这种现象，追求这种现象。

　　于是，当开始有人反对其泛滥，跟风心理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反对，进而反对这种现象本身。

　　同时又因为其门槛低，让更多人认为“这还不如我，也能当网红？”这样一来，人们对网红的态度就产生了“看不起”“看不上”的厌弃。

　　在他们看来，网红文化肤浅、虚荣，与传统的艺术或文化相比有失格调，常常与等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

　　而现在更多的关注与资源流向了网红，这种不平衡感不断打破人的内在追求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豆瓣甚至建立了“反网红Anti-Net Hot”小组，来帮助消费者走出网红的种草辐射区，回归理性。

　　在美国，Tik Tok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de-influncer”（反网红）运动。

　　起因是TikTok头部美妆网红，拥有1400万粉丝的米凯拉·诺盖拉（Mikayla Nogueira）在一条推广巴黎欧莱雅睫毛膏的视频中被观众指出妆后佩戴了假睫毛。

　　这件事后，TikTok社区对美妆网红的反感似乎达到了巅峰，而这场反网红浪潮的起源被《Glossy》称为“睫毛膏门”。

　　“睫毛膏门”后，TikTok内容创作者和普通消费者齐刷刷地将矛头对准了网红“种草”。

　　越来越多用户开始在Tik Tok上分享那些年自己被种草买过的无用网红产品。

　　小印观察到，相比于曾经甚嚣尘上的“种草视频”，如今的“拔草视频”同样成为了社交APP中不能忽视的组成部分。

　　劝退的产品包罗万象，从被吹上天护肤品、化妆品、到苹果耳机，日常生活用品……

　　从网红本身来说，在当下这个时代，只有少部分网红是抱着诚恳的态度与大众分享真实的东西。

　　网络上更多的“好物分享”实际上只是带有广告标签的商品推销，把产品硬塞给观众。

　　而网红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为获得更多流量和变现，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地夸大、扭曲事实和产品功效，主动刺激起消费者的欲望。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当人们作为消费者报着高期待值进行消费时，一旦感受到与某些网红“种草视频”中的评价、心中理想结果或同类产品产生巨大差距，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

　　人们对于网红现象的质疑和批评也越来越多，有时候反倒是越网红的东西越遭人抵触。

　　于是群体情绪爆发，反网红风潮兴起，这一届网民不再甘心充当网红的流量工具，开始逆向反攻网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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